大家一般觉得技术是中性的工具，它本身无所谓善恶，即它是价值中立的。技术所带来的后果的好坏依靠于用技术的人。好人可用它为善，坏人则可用它为恶。海德格尔觉得这是非常肤浅的怎么看，他觉得技术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更是一种“座架”。海氏的思想很晦涩，非常难理解“座架”一词到底意指什么。但我非常同意他的这一看法：技术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更不是价值中立的；现代技术具备强有力的价值导向用途，它作为一种渗透于人类生活每个层面的力量，无时不对大家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施加着巨大重压。对于这种重压我有切身的感受。

我是搞哲学的。搞哲学的人大多有个问题：不善技术操作。我原来的工作单位早就给我配备了电脑，可我因不善操作而极少捣鼓它。我的几位同事则相反，他们非常快便对电脑产生了“感情”，非常快就能熟练操作了。不久他们就在工作中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电脑很大地提升了他们的工作效率。现代社会是极重效率的社会，个人若不可以适应社会的平均工作效率，就大概被淘汰。我原来工作所在的大学是处于急速进步之中的大学，故对效率的看重犹甚。它以强有力的勉励机制刺激教授们多出成就、快出成就。比如，出版一本专著，月薪增加300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一些教授每年都有一本以上的专著出版。电脑帮了他们非常大的忙，在电脑上既能够高效率地进行创造或制造，又能极便捷地对科研成就进行改编和重组。相比之下，我的工作方法就完全不可以适应新形势了，我仍然笨拙地用钢笔在稿纸上“爬格子”。在“时间就是资金，效率就是生命”的今天，教授需要多出成就、快出成就，不然就是不合格的教授。我切实地感觉到了技术对我的挤压，我不可以不面对如此的现实：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电脑，你都得掌握用电脑；用电脑写作，借助互联网查找资料已是现代学术圈子的基本需要，起码的电脑操作技术已是现代学术圈子的平均技术需要；达不到这项平均技术需要，就别在学术圈子“混”。于是我屈服了，开始极不情愿地强迫自己学电脑操作，由于我毕竟喜欢学术，更有甚者，人到中年再改变职业已十分困难了。我没哈佛大学教授丹和美国农场主兼作家白瑞的那种拒斥现代技术的勇气。丹觉得20世纪的美国文明史实乃一部机器包围并不断蚕食花园的历史，“机器”代表不断进步的科技，“花园”则象征着日益萎缩的人文精神。丹对“机器”之蚕食“花园”深怀忧虑。声讨之余还身体力行，长期蔑视科技进步。譬如，他拒不开车，也不需要电脑写作，吸烟时全凭烟斗火柴，决不考虑电子打火机的便捷（《念书》1995年第6期第50页）。白瑞说：“我几乎像每一个人一样依靠于我所并不敬佩的能源公司。我期望自己能愈加少地依靠于它们。我在工作中一直尽量少地依靠于它们。作为农场主，我几乎用马做所有些活儿。作为作家，我用钢笔、铅笔和纸工作”。他和老婆一块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有人劝他买一台电脑以提升效率，但他却以如下理由拒绝了其他人的好心建议：第一，他不期望我们的写作直接依靠于被掠夺式地开采出来的煤炭，他不可以一边在写作中依靠于对自然的掠夺，一边又义正词严地写文章抨击这种掠夺。第二，他并不觉得电脑的普及会致使对他真的有意义的进步，比如，和平、经济正义、生态健康、政治诚实、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与好的工作。第三，技术改革需要抛弃所谓“旧模式”，但用电脑所要抛弃的“旧模式”不只包含他传统的贵族标准，而且包含他的老婆、他的批评者、他最亲近的读者与他的伙伴工人。最后，他不相信用电脑写作真的胜过用铅笔写作。（A·H·泰希编《技术与将来》1993英文版第66-68页）。

丹和白瑞都看出了技术的强有力的价值导向用途。“机器文明”对“花园文明”的“蚕食”也便是现代技术对传统价值的排挤。说技术改革需要抛弃“旧模式”，也便是说技术改革需要抛弃传统的生活方法，这对于已适应旧生活方法的大家来讲自然是非常不舒服的事情。情愿按“旧模式”生活的大家有他们的价值观，需要抛弃“旧模式”，便需要抛弃他们所珍惜的旧价值。但这是不可防止的事情，丹和白瑞都表现了可贵的坚强和勇敢，但现代技术不会由于少数人的抵制而停滞不前。

人类自超越于其他动物以来便一直在追求技术进步，人类文明史与技术进步史是分不开的。但现代技术与传统社会的技术有根本有什么区别。第一，现代技术是加速进步的，而传统社会的技术进步十分缓慢。比如，中国的牛耕技术延续几千年，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只有极其缓慢的改进，中国农民几千年年复一年以差不多同样的方法生产；而现代社会从蒸汽机到电机，从电报到电话，从电视到电脑的变化，都只须几十年，而现代电脑的换代则以年份计。加速进步的现代技术迫使大家不断改变我们的生活方法，这让技术改革的弄潮儿们开心不已，却也让很多人没办法适应。第二，现代技术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与技术在传统社会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完全不同，或说技术在现代“价值谱”中的地位根本不同于在传统社会价值谱中的地位。技术在现代价值谱中占据着极其显赫的地位，即现代人崇尚技术，这一点只须看一看当今高中生考大学选择专业的状况就了解了。工科专业总被觉得是好专业，理科较受冷落，哲学人文学科则更受冷落。这与传统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在传统社会，并没什么人专门研究技术，科技被贬低为“奇技淫巧”，在中国经世之学才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在西方中世纪，神学才是非常重要的知识。第三，现代技术创造出一个“人工世界”，创造出无比复杂的人工系统，这便使大部分人封闭于人工世界之内，沉溺于人际游戏之中，从而无暇亲近大自然。每一个人都得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弄清其他人设定的很多秘密，却无暇体认大自然的奥妙无穷。比如，电脑和互联网完全是少数人编排和设计的复杂系统，它对于设计者以外的大家来讲，充满了诱惑的奥秘，所以它吸引了无数个“网虫”，使他们沉溺其中而不可以自拔。古时候技术则不然，古时候技术是联结人与自然的纽带，尤其是农业技术，总使大家维持着对大自然的亲近。1、第二两方面有什么区别是密切有关的，正由于技术已成为现代人最看重的价值之一，大家才投入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从事技术研究和技术革新，才打造了很多的研究工程技术的机构和培养技术职员的学校，从而才有技术的加速进步。现代技术已渗透于人类生活的每个层面，也渗透于文化的每个层面，这便使大家没办法逃避技术对大家的挤压。丹和白瑞对现代技术的抵制，正是对这种挤压的反抗。

吴国盛教授觉得技术具备两面性：一方面是它把自由由潜能带向现实，自由只有依赖技术才可能表达出来，由于正是技术展开了人的可能性空间。其次，技术所展开的每一种可能性空间，都势必会遮蔽和遗忘更多的可能性，使丰富的可能性扁平化、单一化。当技术服务于适用和效率所展开的工业世界，确实更多地表现了它的后一方面（吴国盛《技术与人文》）。在我看来，技术到底以表现什么方面为主依靠于文化。在古时候文化中，技术主如果表达自由的，在现代文化中，技术因服务于贪欲和效率而抑制着自由。服务于贪欲和效率便是服务于现代性的根本目的——进步。进步是现代社会的内在逻辑，而进步的核心内涵是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可见进步也涵概了技术进步。有朝1日，现代社会若宣称它不再谋求这种意义的进步了，那它就不再是现代社会了，即它已超越了现代性。进步便是人的扩张性、侵略性的主体性的张扬，是对权力的追求，也就是“权力意志”的表现。培根说常识就是力量，但常识须转化为技术才能成为力量。在英语中“力量”和“权力”是同一个词，即power，可见对力量的追求便是对权力的追求。现代性对力量的看重，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族国家对霸权的追求，在经济上就表现为人类对地球的榨取与征服。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促进的，比如，一个国家越能高效地榨取地球就越能确保我们的政治和军事霸权。几个世纪的现代化浪潮到今天已被“搅和”成至大无外的全球化政治角逐、军事斗争和经济角逐的旋涡，没任何一个国家能游离于这个旋涡以外袖手旁观。

现代性所内蕴的经济主义告诉大家，经济增长是个人幸福和社会福利的唯一源泉。所以，为能拥有愈加幸福的生活，大家应不知疲倦地谋求进步，为能保证不断进步大家需要永不休止地进行常识革新和技术改革。于是所有踏上现代化的道路的国家的人民都需要永不止息地在进步的道路上拼命奔跑。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使生产方法、工作方法与生活方法都不断急剧变化，它催促着每个人毫不懈怠地努力跟上进步的节奏。大家刚刚适应了一种工作方法，新技术又需要大家舍弃它以使用更一流的方法，由于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效率、促进进步。

现代人的幸福观深受享乐主义的影响，在大众文化中，享乐主义又常常表现为物质主义，当代的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又表现为消费主义。大家觉得物欲和肉欲的满足就是幸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公开宣称资本主义是打造在贪欲的基础上的，经济进步也确实需要贪欲的推进。西方心理学家则宣称，人的欲望应得到充分满足，压抑会致使心理病态，能当令地满足自己欲望的人才是健康的人。于是，克制和艰苦朴素不再被看作美德，由于假如每人都抑制我们的欲望且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市场需要就不足，市场需要不足，就没进步的动力。就如此，那些充满贪欲且极擅长达成自己贪欲的大家，即卓有效果地推进着经济进步的大家，被现代社会奉为楷模。他们的生活就是幸福生活的规范模式，绝大部分人虽不可以至却心向往之。

然而，我不禁想问：如此的生活真的幸福吗？事实上，现代人在繁忙中失去了不少人生幸福，如内心的宁静，逸思的悠远，安静的闲适，境界的超越，…… 大家常以轻浮的态度嘲笑原始人的野蛮和古人的愚昧，却不知原始人和古人有比大家幸福的时候，有比大家高明的地方。高更曾以赞美的笔触描写毛利人的生活，“…他们…快乐和平地过日子，每天只求温饱，不多劳动，对资金魅惑从没想过。当大自然的礼物垂手可得时，他们要把东西卖给哪个？”（高更著：《生命的热情何在》第21页）。回到原始社会当然是不可能的，但高更的描述至少表明，原始人有原始人的幸福。中国古时候哲人能在平凡的日常体味生活的宏旨和情趣，比如，“程明道谓观鸡雏可以观仁，又喜养鱼”。张横渠曾叙述并评论：“明道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劝之芟。曰‘不可’。欲容易见到造物买卖。又置盆池，畜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或问其故，曰：‘观万物自得意’。草之与鱼，人所共见。惟明道见草则知买卖，见鱼则知自得意，此岂流俗之见，可同日而语？”这是古人所能享遭到的幸福，现代人有几个能见得自然物之“买卖”，能感受鱼鸟虫兽之“自得意”？或有人说，程明道非平时人也，大儒也。现代高级常识分子该等于古时候的大儒，可又有几个现代高级常识分子能感觉到这种生活乐趣？他们一直处于紧张的角逐之中，一直忙于完成一个又一个“科研”任务，一直忙于网上搜索和电脑操作。总之，他们忙于赚钱，忙于解开种种前人或别人设定的“迷团”，忙于“解难点”（库恩语），忙于常识革新和技术革新，哪有工夫去赏析“造物买卖”？

贪多求快是现代人的基本生活态度，然而这是非常愚蠢的生活态度。就物质生活资料而言，够用不就好了，干吗非要那样多？假如大家不贪多又何必非得求快？假如大家不贪多求快，又何必要那样快地更新技术？多不等于好，快也不等好，高效率也不等于好，适度才是好。事实上现代人的贪多求快已致使极其深重的存活危机。因为对物质财富贪得无厌的追求和对地球的长期榨取，地球生态平衡已遭到紧急破坏。人类若不改变这种贪多求快的生活态度，地球不久就可能被破坏得不可居住。今天在中国反对贪多求快当然不合时宜，由于中国还比较落后，还不够发达，故多一些比尔·盖茨才好。但在发达国家实在应该多一些像丹和白瑞那样的人，应该多一些反对贪多求快的呼声。

现代人在用技术操纵自然物的同时，自己也失去自由而受制于技术。只须大家还生活在现代文化场中，大家就摆脱不了技术的挤压，由于现代文化场就是欲望之场。在这个场中，那些贪多求快的大家主导着时髦和时尚，而时髦和时尚又裹挟着大部分人。在这大部分人中，又可分出不同人等。大多数人只不过自觉不自觉的跟着时尚走，还有少数像丹和白瑞那样的特立独行之士，在顽强地抵制时尚的裹挟，不幸的是也有像我如此的懦夫，明知这时尚和时髦正把人类带向深渊，还是无可奈何地、跌跌撞撞地跟着时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