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诗坛上，王维是一位具备独特风格的大诗人；在中国诗史上，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不只这样，他又是一个真诚的佛教信徒。在他生前，大家就觉得他是“当代诗匠，又精禅上理。”〔1〕死后更得到“诗佛”的称号。正由于他笃志信佛，所以他的诗歌创作也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历代以来，对王维诗歌中的禅理禅趣论述颇多，近年来更是百家争鸣，各有其说。王维的信佛和他诗歌中的禅意，是明显的事实。但王维诗中所寓的禅意到底是一种哪种佛家境界，他到底是否一个真的的佛教徒，却少有人论及。本文试就王维诗歌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禅”和他所奉的“佛”的不协调作一论述。
一
王维的诗歌，特别是他的田园山水诗，的确写得非常美，以至早就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誉。在这类作品中，有很多诗也的确含有“禅”。这种“禅”的体现形式是如何一种状况呢？大家已有很多剖析，但总其大端，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纯粹的佛理教义的说教诗。也就是说，把诗当作宣扬佛教教义的工具。王维信佛，《旧唐书》本传闻“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唐代正是佛教高度“兴盛”的年代，士医生学佛佞佛风气极盛，加之王维受真诚佛教徒妈妈的影响，中年时便成为一个笃诚的学佛者。从他所留下来的诗文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研究颇深，因此，在他的诗歌中，有一些纯粹是宣扬佛教教义的，正如李梦阳所指出的“王维诗高者似禅，卑者似僧”。（《空同子》）这一小部分“卑者似僧”的诗歌就是禅理的说教诗。
如《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其1、
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如是睹阴界，何方置我人。碍有固
为主，趣空宁舍宾？洗心讵悬解，悟道正迷津。因爱果生病，以贪
始觉贫。声色非彼妄，浮幻即吾真。……
这本是一首慰病之作，作者却在演绎禅理，现身说法，用禅宗的思想来讲解生活疾患。诗人觉得，人之所以眷念生活，就是由于有世俗之念，只有去掉世俗之念，才不会迷失道路。“五阴”、“六尘”、“十八界”等佛教定义在诗中很多出现。至于该诗的第二首更是提出了一种佛教禅宗的生活哲学。其中“浮空徒漫漫，泛有空悠悠。无乘及乘者，所谓智人舟”的句子，则全是宣扬佛教“非空非有方能收获佛道”的思想。“禅宗”六祖慧能有所谓的“无相、无着、无住”的“无为无碍”的思想，王维也觉得万法都在自心，人就不应该执着于外境。
大家再看《秋夜独坐》：
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
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
诗题曰：“秋夜独坐”，就使人不自而然地想起佛僧静夜坐禅，而全诗也确是写禅悟的过程，特别是后半篇，纯属佛理的说教，枯燥乏味。如此说禅的诗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如“眼界念无染，心空安可速？”（《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无有一法真，无有一法垢。”（《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至于那些有关佛教的文章，直接宣扬“色空”、“诸法皆空”的佛教教义的文字，则比诗更多了一些。
如此一些佛理说教诗，在思想内容上并不可取，严格说来只不过佛教信徒的偈颂。在王维的整个诗作中，也只占有极少数〔3〕，而绝大部分是是第二类的“以禅趣入诗”。
在王维的田园山水诗中，有很多的确寓含了一种禅意，但这种禅意的表现不是如上一类的纯粹的佛理说教，而是写出了一个蕴含禅理趣味的优美的意境。明代胡应麟说：“太白五言绝句，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的妙诠。”〔4〕《鸟鸣涧》一诗刻划了一个极其幽静的境界：客观世界是夜静山空，主观世界是清闲无为，桂花悄然飘落，境地是何等的空寂！进而“月出惊山鸟”，更微妙地址缀出夜中山谷的万籁无声，反衬出广大夜空的无比沉寂。该诗要紧的是写出了人心的“静”境，好像寓托了这个“人”的佛教寂灭思想的信仰。《辛夷坞》所描写的是辛夷花初开，尽管非常美，但因为成长在绝无人迹的山涧旁，这里与尘世的喧嚣恰恰相反，只有一片自然的静寂，所以无人了解它的存在，自开自落，没生的喜悦，没死的悲哀，而诗人也好像忘掉了我们的存在，与辛夷花合为一体，不伤其凋落，又不喜其开放。这二首诗不管其思想内容如何，但其艺术境界都是很美的，而这种美的创造很大成分上借用了佛教的理趣。王维信佛，尤爱《维摩诘经》。其中的“无生”观念对他影响较深。“观世间苦，而不悲生死。”《辛夷坞》一诗就艺术地表现了这种“不悲生死，不永寂灭”的“无生”禅理。因此，胡应麟说这二首诗“读之身世两忘，万念俱寂”，是颇有见地的。
大家再看另一首诗《鹿岩》：“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是王维晚年所作《辋川集》中的另一首名作，同样是描写一个空明寂静的意境。诗中所表现的清静虚空的心理，正是禅宗所倡导的。王维对佛教各宗各派持有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但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禅宗。他妈妈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年”，大照即北宗神秀的弟子，这对他早年的思想不可能没影响。四十岁左右时，他又遇见南宗慧能的弟子神会，同意了神会的南宗心要。禅宗是中国人我们的哲学，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强调“对境无心”、“无住为本”。也就是对所有处境不生忧喜悲乐之情，不尘不染，心念不起。王维以禅宗的态度来对待人世社会的所有，使自己有一种安静的心理，进而把这种心理融入我们的诗中，使诗歌显耀出禅光佛影，假如拿《维摩经·佛国品》中“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一段话来解释《鹿岩》，还是比较适合的。
在王维的山水诗中，象如此有禅趣的诗歌是不少的。他的山水诗，都写得非常静寂，实即写出了“空”、“寂”、“闲”的禅趣。然而，重点问题是王维的山水诗是否一种纯粹的禅意诗呢？王维是否一个纯粹的佛教徒？回答是相反的。甚至可以说，在他的思想中，真的的佛教信仰是居次要的地位，这也可以从他的诗歌创作中反映出来。
二
王维的山水诗，有佛教的禅趣，诗人特别爱描写那清寂空灵的山水田园，刻划安静安宁的心理，这同他所信奉的佛教思想有肯定的联系。但假如以一个纯粹的佛教徒来看待王维，觉得那些入佛的诗歌全为纯粹的禅趣，那样，仔细考究这类具备禅趣的诗歌，却发现很多相忤之点。大家先看他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也是《辋川集》中的一首山水名作。诗人安于清冷的孤独，全诗给人以“清幽绝俗”感觉，这正和禅宗的“识心见性、自成佛道，无念为宗”〔5〕的思想相吻合。但仔细推敲、深究则发现并不完全是如此的。对此，张志岳先生有较精辟的见解：
当大家就本诗的景色、动态及其结合后构成的意境来寻绎、体
味时，比较容易想起阮籍的《咏怀诗》第一首：“夜中不可以寐，起坐
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阮诗以清冷的自然景色
为衬托来抒写对孤独的伤感和愤慨，可以说和《竹里馆》的表现手
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乃至连“独坐”、“弹琴”、“明月”等词语
的运用，都如出一辙。……阮籍又善啸，而这恰好又和《竹里馆》
的“长啸”联系起来了，一首二十个字的短诗，有这么多的类似之
处，决非偶然。那样，联系阮籍的《咏怀》诗第一首来寻绎《竹里
馆》中的伤感和激愤，其为不满现实政治而发，可以说是很明确
的了。
这种剖析是非常有见地的。诗中固然可以寻到一种禅的趣味，但更多的恐怕还是抒发自己不满现实的激愤之情。假如说对这首诗这样剖析有臆测之嫌，那样《归辋川作》的“惆怅掩柴扉”、《归嵩山作》的“归来且闭关”、《春中田园作》的“惆怅思远客”、《渭川田家》的“怅然吟《式微》”等句子则明显可见他的愤懑和不可以忘怀于世事。
再如他的《辋川集》中的第四首《鹿岩》，就诗中“返景入深林”所表现出来的景，本来是一种日暮黄昏的落日残照，假如说前二句有诗人“忘我忘情”的自得之乐，那样写到这里应该是乐极生悲了——夕阳西下、生活如梦！就佛教教义而言，生活如水月镜花，毫无留恋之处，只有证得佛界、登涅ｐáｎ＠①之彼岸，才是正道。可是，诗人不只毫无穷途末路、生活如梦的伤感，也无对涅ｐáｎ＠①佛地的企望，反而写出了夕阳照耀下青苔呈现出一派无垠的生机。
据靠谱资料证明，王维正式同意佛教大约在开元十五年左右，而开始师事道光约在开元十七年，但，写于这以前的山水诗作，无论从描写的景物和刻划的意境，还是诗人的心理和表现的方法，都与后来的《辋川集》相差无几。如《终南山》一诗写山上的茫茫云海，“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勾勒了一个迷迷蒙蒙、不可捉摸的意境。假如用禅理来解释，云虚无飘渺，捉摸不定，最是通禅理，与佛教的“非有非非有”、“空有空无”完全能挂上钩。在王维的整个山水诗作中，不止是写“空”、“静”多，而且写“云”、“霭”也多，但没“生活如梦”的喟叹，也没“物是人非”的颓废，更没“因果业报”的丝毫表露。如此一种统一的表现格局，又如何能简单地作出纯粹是受了佛教影响的讲解呢？
表目前王维身上的思想复杂性还不只可从诗歌创作中看出来，大家还可以从他的生活态度中考察得到。对于王维思想的复杂性，大家早有所认识，而对于他的奉佛思想与诗歌创作中的一致性，陈允吉先生作了较深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科学的见解。但他把王维的信佛思想与诗歌创作中表现出来的矛盾仅仅归结为形象对于理念的反用途。他说：“佛教哲学无论说得如何动听，归根结蒂是归于寂灭，它是一种厌世的思想，而诗歌中的那些艺术佳篇，应当说无一不是表现人类对美的创造和向往，这种艺术理想从根本上说是与佛教哲学相对立的。……它们之间的渗透，恐怕不止是理念对形象的注入，有时还有形象对理念的逆反。”这种说法是欠妥当的。固然，在文学创作的复杂过程中，的确存在着形象反用途于理念的状况，但据此断定这就是王维的山水田园诗能达到极高境界的根本原则，是不可以叫人信服的。
三
到底如何讲解王维诗歌创作上的这种矛盾现象呢？第一，大家需要对他的信奉佛教作更深一层的认知。前面已经说过，王维信佞佛教与社会佞佛风气和家庭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然而，更要紧的一个原因还是他自己是什么原因。大家了解，王维在仕途上不是非常得意的，他十五岁即离家赴都，寻求仕途的道路。在长安，“游历诸贵之间”，以我们的才能知名于上流社会。终于在开元九年（721年）进士及第，顺利步入仕途。可是，任太乐丞不到半年，因伶人擅舞狮子而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直到开元二十二年才被张九龄擢为右拾遗。正当他振奋精神、积极进取时，又遭到李林甫等奸人的打击，置身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的官场，王维内心是极为痛苦的。“心中常欲绝，发乱不可以整。”（《林园即事寄舍弟沈》）在这理想破灭的严酷现实面前，诗人既不愿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没有办法，出路何在？对于这个正直而又软弱，再加上长期受佛教影响的常识分子来讲，要摆脱这种痛苦，就容易从佛教中去寻求解脱了。正如他一个人所说的，“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什么地方销。”用佛教的“空”理来消除内心的痛苦。更为甚者是天宝十五年安禄山陷长安，王维迫任伪职，后来尽管他因有《凝碧诗》而得到肃宗的宥免，并责授太子中允，但对他的心灵的打击是巨大的。生活道路的坎坷使他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见，王维信佛主如果因现实而促成的；也可以说，信佛是他对现实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解脱。他只不过借用佛教的“空”理来排遣忧闷，但未必完全相信所有皆空的佛教教义。他是从我们的需要出发来汲取佛学思想的。如此，他既对现实不满，不愿同流合污，又不敢与邪恶作斗争，企图走隐逸的道路，然而，又不可以象陶渊明那样下决心与统治阶级彻底决裂，思想上的矛盾必然反映到诗歌创作中来。
然而，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王维不只只不过一个佛教徒，他还是一个儒教和道教徒。儒道两家特别是道家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可以说比佛教的影响更大、更为深刻。
王维生活的唐王朝为了巩固我们的统治，对儒、释、道三教都加以借助，使三教之间既有矛盾斗争又互相融合。这种社会现实无疑地对王维有深刻的影响。受儒家的影响，从王维的积极用世与很多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不必多加评述。这里着重探究的是他受道家影响的状况。对王维思想影响最大的不是道教，而是道家。中国的旧常识分子，受老庄道家思想影响远远超越了其它各家的影响。就是儒家的老祖宗孔子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后一句恐怕也属老庄思想的范畴。几千年的封建常识分子的历史说明：不是讲出世，就是积极入世，道家思想也是他们的思想内核一个要紧部分，尽管外部表现形式多姿多样，但其实质是道家思想的衍化。佛教的传入也是一样，它之所以能在中国弘扬光大，就是由于佛教中国化了。然而这个中国化的一个主要契机就是道家思想的渗入，使之成为包括道家的佛教。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觉得中国历代文人之隐逸者，以佛教未传入中国前，纯为道家思想所左右；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很多隐逸文人表面上看是信奉佛教的，其实立身行事仍是受道家思想的支配〔6〕。以如此的看法来估价王维是较为适合的。早年，王维不只崇慕道教，而且还有一段学道求仙的历程〔7〕。尽管他立刻认识到了神仙之事是虚妄的，但，道家思想的影响却愈为深固了。后来的佛教观也是在不自觉的受道家思想影响下而形成的“王维的佛”。综观几千年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常识分子的生活态度，无不体现如此的一种状况：一方面采取儒家所主张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其次又采取道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哲学思想。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再参酌佛家的出世与空灵等禅理，并将三者融汇于一体，形成了中国常识分子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品性，而体目前现实的生活态度上，也无不是如此一种复合的反映。既追求建功立业、壮烈激昂的生活，又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即便是那些终生励进的诗人，或者是积极用世的时候，都流露出对后者的追求。王维晚年所向往的“出世”，决不是无情的“厌世”，只是在生活道路上暂时摆脱一下名利的羁绊而已。或许是因仕途之坎坷和不尽人意，或许是历程安史之乱后对生活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当然也不排除长期受佛教的影响，一句话，他不仅仅是单纯地沉迷于那种受权贵礼遇的繁华生活，他了悟到生活还有另一境界——“兴来每当往，胜事自知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变笑无还期”。（《终南别业》）于是，他踏入了生活的“摆脱名利，还我本真”的另一种境界，这种思想就自然地反映到了他的诗歌创作之中。
王维的诗歌创作，其思想倾向更多的还是庄子的道家精神。大家了解，集中地表现庄子的处世哲学思想是《逍遥游》及其它文章。《逍遥游》所描述的生活是作者觉得理想的生活，而文中所极力描写的圣人、至人、神人正是作者所追求的最高生活境界的形象化。这类形象都是为了说明庄子“无己”思想的。《大宗师》中四说“古之真人”：一说忘怀于物；二说淡情寡欲；三说不计生死，随物而变，应时而行；四说天与人合一，都是需要大家在精神上去欲返真，抛弃自“我”。如何抛弃自“我”呢？庄子觉得：要“吾丧我”，就需要遵循“心斋之法”、“坐忘之法”。“坐忘”是庄子关于精神修养的一个要紧法则。何谓“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齐物论》）假如大家以如此一些思想来解释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包含上面用佛理剖析的诗，恐怕比用佛教思想去解释更为合理些。由于庄子所宣扬的思想与佛教思想有相吻合之处，所以在唐代就出现了“以佛解庄”的现象，道士成玄英《南华经注疏》又开了“以庄解佛”的先河。正如明代陆西星说：“南华，中国之佛经也”，两者“若合符节”。（《南华经副墨·则阳》）他们把庄子的修道和佛家的修禅互相交流，“曰忘仁义，忘礼义，堕肢黜聪，心斋坐忌，则是庄子一段学问，现在所谓禅者流，大率类是。”王维思想中的“无己”、“坐忘”等道家意识，从他很多诗歌中可以看出来。譬如“山林吾丧我，冠带尔成人。”（《山中示弟》）“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戏赠张五弟湮三首》其三）“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磨葵。”（《积雨辋川庄作》）均是慕道之意。这与成玄英“静是长生之本，躁是死灭之源”，司马承祯“心为道之器宇，虚静至极，则道居而慧生”的倡导是没多少不同的。就是前面所谈到的富有禅意的山水诗中，都重视一个“静”字。佛有定慧参禅，道有坐忘塑身，都需要“静坐忘己”，排除杂念，进入精神的虚寂境界。表面看来，二者的形式是一致的；可是，其目的却大不同，佛家觉得生活是苦海，修禅是为了断绝烦恼，并空天地，达到寂灭的境地，求得来世有个好的报应；而道家则根本不相信有来世，更不相信有因果报应，修道的目的是塑身远祸，消除人的主观能动性，使自己适应天命，合乎自然，为了求得今生精神上的逍遥自在。全方位考察王维的山水诗，好像找不到一个寂灭的意境，找不出求得来世有好报应的思想痕迹；相反，更多的是描写了自然的美好意境，抒发了今生获得精神上解脱的愉悦之情。
闻一多、郭沫若都觉得中国的艺术导来自于庄子，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都是在他的影响下而产生的。徐复观先生更进一步觉得，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孔子和庄子显示出来的两个典型。而尤以《庄子》影响最大、最深远。《庄子》的艺术看法是独具一格的，其核心就是需要“自然”，取之于自然，塑造得自然。以王维《书事》一诗为例：“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诗所描绘的画面也是一个“寂静空幽”的意境，在寂静的环境，寂静的心理下，尘世的喧嚣，生活的荣辱，恐怕都忘却了，只有那雨后的青苔，青翠欲滴，买卖盎然。因为独坐之人万念俱息，连这青苔色也似有似无了，是青苔色欲上人衣来，还是人心欲在青苔色？自然妙趣，好似天成！如此写闲适之趣，写得物之与我，浑然一体，无迹可寻，正是道家艺术倡导的最完美的体现。以此去读王维的《辋川集》以至其它山水诗，无一不是如此的。朱自清说：“庄子提出的意念，影响后来的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都极其重大。……那“神”的意念和通过了《庄子》影响的那“妙”的意念，比起“温顺敦厚”的诗教来，应用的地方或许还要多些罢？”〔13〕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在非常大程度上就是受了道家“神”的意念的影响，才使他的作品发出独特的光彩。
总之，我认为，王维的思想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思想，而尤以道家为主。他是一个佛教徒，但他的信佛是自己在日常失意所寻求的一种寄托，并不是一个真的的佛教信徒。甚至可以说，他的奉佛只是一个外部表现形式，其内容实质则更多的是老庄的道家思想。只有如此去剖析，才能正确地评价王维的诗歌，才能非常不错地回答他诗歌创作中所表现的不同性和复杂性，才不会偏激于一端，作出牵强附会的解释。
注解：
〔1〕苑咸《酬王维序》。
〔2〕《说诗日平语》卷下。
〔3〕大约只有十来首，典型的有《酬黎居士淅师作》，《饭覆釜山僧》、《登辨觉寺》、《夏日过青龙寺渴操禅师》等等。
〔4〕《诗薮》内篇卷六
〔5〕见《忙经》
〔6〕《百家唐宋诗新话》第93页
〔7〕《终南山》：太已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8〕陈允吉《佛教唐音辨思录》
〔9〕参见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
〔10〕见王维《过太已观贡生房》。
〔11〕陆西星《南华经副墨·大宗师》。
〔12〕见《道德经》和《坐忘记·泰定》。
〔13〕《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第129页。
字库未存字注解：

＠①原字般下加木＊
原载《衡阳师专学报》1995年5期作者系衡阳师专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