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1-862X（2013）01-0071-005

20世纪上半叶，在西学东进的大潮影响下，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创造”的推崇超越了中学与西学的隔阂、激进与守旧的对立，成为一个被常见赞赏和关注的热点观念。[1]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影响下，政治、经济、文化的分野被打破了，“创造（革新）”成为了一个全民时尚的时髦用语。这两次“创造”热，相同点都是来源于西学，不同的地方则是，前一次着眼点偏重“文化思想”，后一次着眼点偏重“经济实用”，且两者的联系被今人割裂，未能上升到更高的中国哲学层面深思，使创造观主要停留在形而下的实用层面，未能产生深层的形而上变革。创造观在推进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中的重大用途，被多数人忽视。

近年一些学者已经关注到创造观的哲学价值。高瑞泉将创造上升到价值观念的高度，发表《创造与传统――简论“创造”价值之确立与演进》、《论创造之价值》等论文，并且形成专著《中国现代精神传统》。又如：朱亚宗《尊重创造：价值观的新拓展与现代化的新指针》、刘畅《创造观念的兴起与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李业才《创造观的演进及其意义》、沈建建《创造价值观研究》，等等。但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哲学家熊十力、张岱年、方东美等把创造观融入中国哲学核心范畴、建构中国哲学新理论相比较，大家今天仿佛仍在创造观的边缘徘徊。

当下，大家亟待进一步考虑：在中西文化背景下，创造观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它在推进中国传统哲学创造性转化、中西会通哲学建设中担当什么角色？

1、从《说文》和《圣经》的创造观说起

无论中国或者西方，“创造”观念都有深刻的文化背景。这里仅以《说文解字》和《圣经?旧约全书》开篇为例，简要凝练一下两者创造观念的异同。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本文简称《说文》）一书开篇讲解的第一个汉字是 “一”，该书对“一”的解析，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韵味：

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2]

西方《圣经?旧约全书》（本文简称《圣经》）开篇的第一句是：

起初，神创造天地。[3]

上两书的开篇文字，大家试对其异同做一比较：

1.相似点。第一，《圣经》和《说文》第一句话都含“初”意。这里的初不是普通的初，不是一件事的开始，而是整个天地之初，宇宙开始之初。太始就是大始，最大的开始，所有东西所开始的那个时刻，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宇宙大爆炸发生前后的瞬间。第二，《圣经》“创造天地”和《说文》“造分天地”，有极高的相似性，同指开天辟地的大始造。第三，古人云：“创，始也。”（《广雅?释诂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始造”就是“创造”。如此看来，《圣经》和《说文》的天地（宇宙）论实质上都是创造论。

2.不同的地方。第一，创造主体的不同。创造主体即到底哪个是创造者，哪个是第一推进力。在《圣经》看来，启动创造的主体是上帝，或者叫神，最高的神。《说文》使用中国传统哲学的看法，觉得启动创造的不是“神”，而是“道”。一个是有神论，一个是无神论。第二，创造方法的不同。《圣经》的创造者是外在的，神在天地以外创造了万物，是一种外在的创造者，且“神”的创造是“无中生有”，从一无所有些空无中创造出天地和万物。《说文》的创造者是内在的，“道”并非在天地以外创造万物，是一种内在的创造者，且道的创造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程，从“混沌一体”演化而成天地和万物，是一种内在的创造。第三，创造观念来源的不同。《说文》是语言学经典，其看法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而《圣经》是宗教经典，其看法来自于西方古时候神话。

假如进一步细致比较，可以看到，描述天地诞生，《说文》用的是“造化”，《圣经》用的是“创造”。虽然两者都包括“创造”之意，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圣经》直接用“创造”表达，主动感更强，凸显了创造者的鲜明地位；《说文》用“造化”间接表达，自然感更强，隐匿了“无为”创造者的主动地位。

通过比较不难看出，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体系中都藏有“创造”的身影，因为各自的文化背景等多种原因不一样的影响，所以在未来的文化进步当中创造的观念趋于不一样的走向。

2、中西创造观的演进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西创造观都有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比较每个都不一样的演进历史，对认识中西创造观，会有更深刻的启迪。

1.西方创造观演进

斯腾伯格的《创造力手册》对早期西方的创造力观如此描述：“学者们都觉得早期西方有关创造力的定义是《创世纪》中关于创始的圣经故事。自此有了工匠遵从上帝的意思在地球上造物的理念。波尔斯丁写道，《圣经》是大家意识到自己具备创造能力的里程碑。这说明，通过对造物主及其创始的信仰，大家组成了一个社会，他们通过我们的血缘关系、推荐上帝的品质、挚友与与造物主上帝的自愿关系来一定自己的创造能力”，“这类关于宗教信仰的假设在随后的1200年中没遇见真的的挑战。中世纪出现了觉得创造力是个体所拥有些样殊的才能或非凡的能力（一般指男性），是一种外在精神的表现的看法。文静复兴伊始，这个看法有了显著的改变，这个时候，伟大的艺术家和工匠的非凡特质已经被视为并被强调为他们自己的血统，而不是神的化身。而且，这种看法的改变并非孤立的，而是存在于广泛的社会变革之中。” [4]

这表明西方在中世纪的时候比较压抑创造，觉得只有上帝才能创造。所以，西方“创造”这个词刚开始就给上帝了，唯有上帝有这个话语权，到后来慢慢降低到人。创造的定义有三种讲解：第一种将创造讲解为唯神的（C1），第二种将这一定义讲解为唯艺术的（C2），第三种讲解为唯人的（C3）。也就是C1到C2再到C3。这个C1就是上帝，直到近现代才降低给一些特殊的人：艺术家，诗人。他们画的画，作的诗，他们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很让人惊讶的，仿佛有神力一样，所以当时觉得这类艺术家才是真的的创造者。到了20世纪的时候，又觉得所有人都有创造性，到处都有创造。西方在历程了C1到C2再到C3如此的演变后，创造观就世俗化了，其他人都可以创造，任何一个范围到可以创造。
20世纪40年代，创造学诞生了。 2.中国创造观演进

在中国，创（造）一词产生较早，且体目前礼仪拟定、基业发展、物器制造、文章创作等很多方面，内涵丰富，特征鲜明。《周礼?考工记》云：“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按古人理解，创造范围虽然广泛，但并不是每人都能做，只有圣人智者才能创物，工匠和普通人只能述之守之。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当中，“创”和“创造”一词用频率非常低，没引起古人特别的关注，在中国传统哲学术语中，出现更是微乎其微。比如：在《论语》一书中，相比较出现了109次的“仁”字而言， “创”字仅出现了1次；在《孟子》中“创”也是这样；在《老子》中，更是没 “创”字的踪影；在《易传》中，提出了“生过生日新”的思想，比较接近“创造”的思想，但全文并没出现“创”字。

宋明理学引入了《易传》的“生过生日新”观念，进步出“新儒家”哲学体系，但因为泛伦理传统思想束缚，仍然把“生”看作是“仁”的一部分，没演化为“创”的思想。从古时候到近代，“创”及其有关词语，都被埋没在千千万万普通字词中，其文化价值和哲学意境，尚未被发现。

直到20世纪，在西方新思潮的冲击下，创造一词第三被提起并引起学界关注。创造思想被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所推崇，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郭沫若、方东美、张岱年、陶行知等。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哲学家熊十力和张岱年将天地看成一个生生不已的创造过程，觉得《易传》中的“生”即是创造，并深入进行“新唯识论”和“天人五论”新哲学体系探索；教育家陶行知提出了以行动为中心的创造教育观，“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创造是孙子”。

3.中西创造观演进的启示

西方创造一词形成较晚，也有相当长期受冷落，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进步跌宕起伏，非常富戏剧性。它是以艺术为中介，从天上降到人间的，由上帝至高无上的专利，转化成开放在人世间每个范围的绚丽花朵。这一巨大的转变，是以工业革命、文静复兴、人的解放为背景的。创造一词的兴衰，是人类社会进步程度的体现。

中国创造一词虽然形成非常早，且内涵丰富，但古时候、近代一直没遭到注意，在中文词库中默默无闻，几乎让人遗忘。这一默默无声的背后，反映了小农经济的封闭、封建专制社会的禁锢和因循保守经学传统的束缚。通向创造的道路被封锁，创造一词势必长期受冷落。

今天，是一个以创造和革新为标志的新年代，中西哲学与文化的交流和互动，为古老的中华民族创造观的彻醒和创造力的勃发提供了新契机，而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深厚底蕴，势必为现代哲学和创造学建设提供丰富的思想宝藏。

3、现代创造观的新解析

20世纪上半叶，一个新的学科范围“创造学”在美国诞生。创造学20世纪60年代进入国内台湾，80年代进入国内。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已经出版各类创造学著作1000余种。中国创造掌握1994年成立，隶属中国科技协会，侧重创造技法的实践应用研究。现代西方创造学和中国哲学分属科技与人文两大不一样范围，彼此极少交流，创造学很多积极成就，一直没遭到中国哲学界关注。

1.现代“创造”定义的多看重角

在现代，创造一词已经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创造到底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983年日本创造掌握曾向会员寻求对创造的概念，后经掌握专家大全整理，概括出83个概念。[5]为了更真实展示国内外一些学者对“创造”定义的界定，这里分四大类，列举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概念（见图1）。

概念1、2、3主如果从创导致果的角度阐发，概念4、5、6主如果从创造过程的角度阐发，概念7、8、9主要从创造境界的角度阐发，概念10、11、12主要从创造者本性的角度阐发。以上的划分侧重了概念的某一方面，所以划分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而是相对的。有些概念跨越了几个方面内涵，譬如概念6既涉及到创造过程，又涉及到创导致果。

2.现代创造观新解析

结合上述界定创造的四个视角，大家比较容易看出，前面6个概念强调创导致果和创造过程，比较接近现代西方创造学的概念方向；后面6个概念强调创造境界和创造本性，西方创造学不大关注（西方创造学，尤其是创造工程学，以创造技法普及为重点，比较侧重实用），而是中国哲学或中国创造学关注的重点（当然西方也有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但没成为西方创造学的主流）。

结合中西方文化特点，将以上四个方面融会贯通，可以给创造的定义作一个四维一体的界定：概念一，从创导致果看，创造是赋予新而和的存在；概念二，从创造过程看，创造是对已知要点进行组合和选择的过程；概念三，从创造境界看，创造是人在立新中达到的“知行合一”境界；概念4、从创造本性看，创造是人在立新中“天人合一”本性的呈现。前两个概念目的在于“成物”，后两个概念在于“成己”。这四个概念结合在一块就构成了一个四维一体的创造形象，如图2所示：

若将创造的四维概念简化成具备中国文化底蕴的文字，简化到底，就是“一”字。这又回到前面许慎《说文解字》对“一”字所作的耐人寻味的解析：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这里的讲解不是普通的字面的讲解，而是包括了深刻的万物生成哲理，也可以看作是对创造总根源的追溯。

4、建设中西会通的“创学”

剖析中西创造观的演进过程，比较其不同和联系，探讨其会通的渠道和办法，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化，尤其是中西会通新哲学的建设，具备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仁”到“创”：中国哲学传统范式深层变革

中国传统哲学代表性学派儒家的理论，本质上是一个以“仁”为核心的泛伦理化系统，研究的焦点是善，而对真、美的研究，尤其是对客观、科学意义上的“真”（认识论）的探讨很薄弱，长期制约着中国哲学真善美全方位协调进步的空间。一个世纪以来，创造理论和创造实践的突飞猛进，给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创造为鲜明特点的新年代。创造是在人类实践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是真善美的凝聚，包括善，但不拘泥于善，比“仁”有更大的兼和包容性。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从“仁”到“创”的转换，带来的不是个别定义或局部思想的变化，而是中国哲学传统范式的深层变革，是中国哲学从“照着讲”走向“接着讲”进步的一个要紧标识。 2.“成物”与“成己”比翼双飞：中西创造观会通的实质

中国现代创造观的打造，不是中国传统哲学内在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在西学东进的过程中，深受西方创造观念的冲击而渐渐形成的。提到创造，不少人就认定来源于西方，联想到的是西方宗教、哲学、经济、科学、教育和艺术上的创造观，尤其是西方的创造学、创造哲学、创造心理学、革新经济学和革新管理学等的创造观，好像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无关，如此的理解过于片面、狭隘。
20世纪上半叶以来，中国哲学家的一个要紧贡献，就是借鉴西方创造观，从中国古时候《易传》“生过生日新”的思想中提炼和进步出有中国特征的创造观，从而为突破中国传统哲学坚硬的泛伦理外壳，建设体现中西会通、凝聚年代精华的新哲学，开辟出一条新通道。

梁漱溟指出：“任何一个创造，大概都是两面的：一面是成己，一面是成物”，“所有表现于外者，都是成物。只有那自己生命上日进于大通透，刚劲稳实，深细敏活，而映现无数无尽之理致者，为成己。――这类，是旁人从外面不容易见出的。或者勉强说为：一是外面的创造，一是内里的创造。人类文化一天一天向上翻新进步无已，自然是靠外面的创造；然而为外面创造之根本的，却还是个体生命；那样，又是内里的创造要紧了。”[6]梁漱溟先生巧妙地把中国传统哲学“成己”、“成物”的论述应用在对创造的剖析上，不只结合了“成己”、“成物”两个方面作了讲解，而且细致剖析了各自的特征和价值意义，特别强调了“成己”的重要程度，对当今社会纯粹追求创造“成物”（物质成就和经济效益）方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启示。中国哲学在“成己”方面（身心修养、境界提高、修德悟道）的精华用于创造，势必突破过于偏重“成物”的西方创造学形成的局限性，使创造观和创造理论的“成物”、“成己”比翼双飞、协调进步。

3.创学：中西哲掌握通建设的新视点

现代西方创造学以创造技法的研究和普及为主，偏重技术创造实用，与以道德为中心的中国哲学极少搭界。
20世纪90年代以来，笔者之一在张岱年先生“综合革新”文化观指导下，将中西创造观融会贯通，一方面，尝试将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现代创造学结合，出版了以“创造”为核心的中国哲学“创学”理论著作（《新精神》、《新认识》、《新思维》）[7]，其次，尝试将现代创造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理论结合，出版了蕴含中国哲学背景的《中国创造学概论》[8]，目的是推进中国哲学和西方创造学双向交流、互补进步，探索中国传统哲学创造性转化和中国创造学进步的新渠道。

总的看，上述探索，在国内创造学界影响较大，在哲学界影响非常小。这可能说明，一种理论历史越久远，其惯性就越大，观念转变越困难，中国哲学的重点从“仁学”向“创学”的转换，既是新世纪哲学进步的势必，也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可能，观念转变的根本，不在理论，而在实践，大众百姓的创造性自觉之日，就是民族精神腾飞之时！大家期待更多的志同道合者关注这一进程，继承并弘扬传统精髓，携手新世纪中西会通的创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