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贪污、纳贿案件适用缓刑存在一些问题。
贪污、纳贿等职务犯罪案件，多是身份犯，被告人总是具备肯定的职位、身份，对其判处刑罚，适用缓刑，即对其予以沉重的打击，其社会地位予以动摇、社会评价遭到否定，其再犯贪污、纳贿的职务条件予以剥夺，他们也一般不会成为暴力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风险公共安全等犯罪的主体，因此，司法机关对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较多，且在缓刑考验期内极少有再犯罪而被撤销缓刑的。
但在实践工作中，有如此几类判缓刑案件的值得商榷：
1、拖人说情判缓刑的人情案，2、犯罪分子迫于法律威严表现出悔罪态度而实质未真诚悔罪的案件，3、被起诉的犯罪数额较少，而事实上仍有其他贪污纳贿事实未有充分证据证实的，按起诉数额判缓刑的案件。上述几类判缓刑的案件，不是严格考虑缓刑的适用条件，未深刻理解判缓刑的意义，未充分运用缓刑刑罚实行办法教育挽救犯罪分子，从而使缓刑的教育、惩治用途未能有效发挥。
近几年来，反贪污贿赂斗争不断深入，但腐败现象并没从根本上遏制住，一些地方和范围腐败现象仍非常紧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贪污贿赂犯罪过多适用缓刑，势必放纵犯罪，达不到打击犯罪的目的，产生较大的负效应。因此，贪污、纳贿等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应严格审察是不是符合缓刑适用条件，不可以轻率的适用缓刑。
2、贪污、纳贿案件判处缓刑的条件
缓刑需要是对罪行较轻的犯罪分子予以适用，即依据犯罪数额和情节，被告人依法应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适用缓刑的客观条件。除此之外，被告人应当具备悔罪表现，这是确定被告人是不是遭到教育改造、是不是将来不致再犯罪的主观原因。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侦查和起诉后，一般都能认清自己所处的形势，而且贪污、纳贿案件的犯罪分子多数有肯定的文化基础，在关押期间通过学法律，对怎么样对自己有利、怎么样表现才能轻判有所研究和考虑，内心总是形成肯定的方案，予以伪装，非常难判断其是不是具备悔罪表现。笔者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客观行为来剖析、判断比较妥当。
1、贪污、纳贿案件的被告人是不是可以如实供述我们的罪行，是判断其是不是拥有悔罪表现的依据。在审理的很多职务犯罪案件中，存在着一种现象，就是在庭审中翻供的较多。为何翻供，被告人常常以自己在纪委受审察期间被刑讯逼供为由，称都是编造的口供，不是真实状况。为何会存在这种现象，一是纪委审察案件缺少肯定的透明度，缺少社会监督，被告人有空可钻，二是被告人在被纪委审察期间，在很忽然的状况下受审，没做好法律常识防御的筹备，不知如何讲对自己有利，而到了审判阶段，头脑冷静下来，在关押期间又学习了一些法律常识，深思我们的以前的供述，感觉有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供述，想到翻供。因此，在审理这种案件时，口供真伪难辨，审判职员应当不轻信口供，严格审察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锁链，从而判断被告人供述的真伪。被告人供述前后不同，体现出其内心思想的一个变化过程，有思想斗争，有权衡利害得失，应以其最后一次供述来判断是不是认罪，并以此认定被告人悔罪心理情况。不可以悔罪的，则不可以判缓刑，有悔罪心理的，可以考虑适用缓刑。
[1][2]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