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042-02
1、历史上唯心主义哲学讨论会介绍
1955年至1980年间,在各地开过无数次哲学讨论会。本文仅以“哲学研究”期刊上发表了讨论会有关内容的论文为主,介绍以下9次会议。1957年共开了三次讨论会分别是:“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安徽黄山“正确评价历史上唯心主义哲学讨论会”;1962年“上海哲学掌握讨论会”;1963年广东史学界对哲学史的讨论;1978年“芜湖会议”;1979年山西太原举行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和全国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1980年安徽太平举行了坚持马克思正确评价历史上唯心主义哲学讨论会。
1957年,党中央提出兴盛学术文化进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贯彻“双百方针”,北京大学哲学系于1957年1月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著名哲学家、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者100余人,集中讨论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怎么样评价唯心主义、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等问题,提出要“正确评价唯心主义”,觉得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既有相互斗争的一面,也有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一面,唯心主义在历史上固然有其反动用途,但有时也有些唯心主义者在政治上则是进步的,唯心主义也有适当的原因。
1957年5月十日至14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是本年元月简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继续。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史研究室会一同召开的。参加的人除北京的中国哲学史专家与中国哲学史教学及研究员工外,还有从上海、广州、东北等地的专家[1]。
1957年,由《中国哲学》编辑部、《外国哲学》编辑部、安徽哲学掌握和安徽劳动大学习政治系联合发起,十月15日至22日,在黄山举行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评价历史上唯心主义哲学讨论会。与会者就历史上唯心主义哲学的评价标准、办法、意义及其有无积极推动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上海哲学掌握1962年年会在4月14日至28日举行,其中就孔子哲学思想评价问题和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标准问题进行了讨论。
1963年广东史学界对哲学史的讨论。哲学史办法论的讨论,其中的基本问题,事实上是普通的哲学原理问题,它涉及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原理的理解,促进了哲学史的进步。
1978年召开的“芜湖会议”在当代中海外国哲学研究史上具备里程碑的意义。“芜湖会议”的意义在于:破除去日丹诺夫的哲学“概念”,把哲学从“两个对立”的形而上学教条中解放出来,使哲学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桎梏。还对西方哲学研究的性质、对象、办法等基本问题进行讨论,觉得不可以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当成僵死的教条,应该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和进步看作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过程,客观地评价了唯心主义哲学的地位和用途。
1979年十月10-17号在山西太原举行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与会职员依据百家争鸣的方针,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对哲学史办法论的问题,讨论了中国哲学史的对象、特征和范围问题;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哲学史研究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等[2]。其中,就哲学史的对象、特征和范围问题,一些同志觉得把哲学史概括为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发生和进步的历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有片面性,忽略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具备同一性,忽略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矛盾进步史;否定了唯心主义在历史上有哪些用途和地位等。
全国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1979年11月17日至24日在山西太原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30年来讨论现代外国哲学的首次全国性的会议。
1980年十月,在安徽太平举行了坚持马克思正确评价历史上唯心主义哲学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譬如:唯心主义并非不结果实的花。无论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对于人类的进步,具备同等的功劳和意义。二者相互补充。关于唯心主义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不再是敌对、屈辱、束缚、限制、矛盾。
2、新中国成立后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全方位批判,表目前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胡适实用主义的批判
胡适是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他的实用主义思想及其研究办法,对学术界颇有影响。中国打造之初,中国哲学界就注意到对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批判。首都文化学术界针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批判。12月29日,首都文化学术界召开了“胡适哲学思想批判”的首次讨论会。《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3]一文集中批判了胡适的哲学思想。上海等市也相继召开了“胡适哲学思想批判”的讨论会。第一,集中揭露他宣扬的“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第二,深入揭露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观和办法论,批判他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对他的哲学史研究也进行了批判。《哲学研究》刊登了《实用主义―反科学的主观主义论的办法论》[4]、《从对待哲学遗产的看法办法和立场批判胡适如何涂抹和污蔑中国哲学史》[5]、《胡适派哲学思想反动实质的批判―关于“真理论”和“实在论”的批判》[6]。为了肃清胡适派的办法论,彻底地批判他的世界观。金岳霖在《批判实用主义者杜威的世界观》一文中,对胡适所学习的杜威的世界观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觉得杜威的世界观是主观唯心的,庸俗进化论的,认识论上反理性论,行动上盲目主义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 除在教育理论上比较集中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外,在语言问题上、在史学问题上、在文学史问题上及在逻辑问题上,也都对它作了较深入的批判。冯友兰在1955年“哲学研究”1、二期中也发表了批判胡适的文章,如: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的反动的政治路线的联系。因为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过去渗透到文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以至自然科学等很多研究范围,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办法论相对抗。因此,这场思想批判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清除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在中国学术文化界的影响起了要紧用途。
(二)对梁漱溟文化哲学的批判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梁漱溟先生继承他爸爸对满清王朝“殉节”的精神,打起“守卫东方文化”的旗帜在思想战线上登上了反革命的舞台。朱伯?批判了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提出梁漱溟的反动的文化观的唯心主义基础,封建复古主义和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相结合的“东西文化”进步观和“文化自救运动”的反革命实质。金岳霖在《批判梁漱溟的直觉主义》一文中批判了梁漱溟直觉主义认识论。艾思奇觉得胡适和梁漱溟表面是相互对立互相批评的,其实是互相呼应、互合适合的,都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的。在哲学上,都是用主观唯心主义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三)对胡风文静思想的批判
在批判胡适思想的同时,国内近期又展开了对胡风反动文静看法的全方位批判。假如说,胡适是肆无忌惮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宣扬资产阶级反动思想,那样,胡风却是在马克思主义词句下贩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私货。它在文静界长久地散发着不好的的影响。它反对作家深入工农兵革命事业的斗争生活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改造自己,使自己获得工人阶级世界观。彻底全方位地批判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文静思想,对进一步进步国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有着巨大的意义。
张磊在《批判胡风反动的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指出,胡风主义反革命集团是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穷凶极恶的敌人,胡风整个文静理论活动是完全服务于他们的反动政治阴谋的,同时还是他们“争取人”“联络人”、拐骗年轻人、欺瞒群众的一种毒辣阴险的方法。哲学研究编辑委员会进一步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为目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五四运动”以来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一股顽强的逆流。
3、总结
历史上拓展了多次关于唯心主义哲学的讨论会,从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逻辑学、数学等每个方面,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怎么看和收成,争论越多说明成就越多,对唯心主义哲学讨论会的正确评价也发表了不计其数的文章。但对唯心主义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唯心主义的研究,大多是对某个人的思想体系做剖析,极少宏观上把握且对海外一流的唯心主义或者唯心主义的新动态缺少介绍和研究。海外的哲学同样是国内哲学体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假如闭门造车,势必会致使哲学思想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