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打造50年以来，商业的进步与变革使得产品流通途径日益畅通，市场开始取代计划在大部分范围承担起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功能。然而，现在的商业体制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应当通过打造对市场交换关系具备要紧影响力的大型商业集团，扶植和建设能对全社会的交换活动产生指导性影响的中心市场与进行从“主体管理”到“行业管理”的管理体制改革等手段来进一步加以改革，以真的能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

商业改革/大型集团/中心市场/行为管理

商业是以媒介和促进产品交换为基本职能的社会行业，就其本质功能而言，主如果通过一系列的产品交换活动，达成社会资源在每个范围的合理分配，满足大家的消费需要，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进步。建国50年来，中国商业依据社会经济环境的进步和变化，历程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分配体制向多主体、多途径、多形式的市场交换体制转变的过程。其每一步的变革都体现了商业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适应过程。伴随中国社会经济环境的进一步进步与变化，商业势必面临新的改革任务。

新中国打造50年以来，中国商业的进步与变革大致历程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初期到70年代末，中国的商业历程了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商业改导致为社会主义商业，并进而进步成高度集中的计划商业体制的过程。

建国初期，新中国的商业主要通过三方面的渠道得以打造。其一，是通过对官僚资本主义商业的剥夺。旧中国庞大的、处于垄断地位的官僚资本主义商业被剥夺并向社会主义商业的直接转化，构成了新中国国营商业的雄厚实力基础；其二，是通过对民族资本主义商业进行以“赎买”为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其逐步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其三，是通过对以农村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民间商贸活动的集体化改造，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合作商业。至50年代末，伴随对私改造的基本结束和农村集体化进程的基本完成，国营和合作商业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的产品流通范围，高度集中的计划商业体制基本形成。

在长达30年的计划商业体制时期，产品流通是在单一封闭的系统内运行的。所有些物资和消费品，由国家根据统一的计划实行回收、调拨和销售；产品严格根据1、2、三级批发流整体系实行单途径的流通；以国营和合作商业为代表的公有制商业成为产品流通范围的唯一主体，产品的市场价格也遭到计划的严密控制。

该时期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一种“分配型”经济，商业的主要用途是按计划将相当稀缺的社会资源（包含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均衡地分配到社会的每个方面，以保持基本的生产活动和满足基本的消费需要。“进步经济，保障供给”是当时指导商业的基本方针。“分配型”的经济特点，使商业的主要用途是根据计划对社会资源进行一层层的分配。商业在非常大程度上遭到生产的影响和制约，生产决定流通是一种主要的倾向。

不能否认，在当时短缺经济现象十分紧急的状况下，计划商业体制对于保障社会资源的均衡分配，保持占世界1／5人口的中国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还是功不可没的。同时，计划商业体制所形成的大规模的产品流通，也使社会流通本钱大大减少，流通资源得以充分合理地运用。这一时期新中国商业建设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打造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商业体制，达到稳定市场和稳定经济之目的。这对于刚刚从战争废墟中走出来的新中国来讲，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高度集中的计划商业体制同产品交换和流通的市场化需要毕竟是相违背的。第一，其限制了生产者依据市场需要来进步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使生产的进步遭到了制约；第二，其不可能形成必要的市场角逐环境，使市场机制没办法成为促进和引导企业进步的基本动力；第三，其扼制了消费需要的进步，使需要的规模和类型长期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因此，当进入60—70年代，生产能力和消费需要都已有了非常大提升的状况下，计划商业体制的各种弊病就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商业的变革成为势在必行之事。

第二阶段是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中国商业进入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阶段，产品流通开始形成“主体多样化，途径多样化，形式多元化”的基本格局。

从80年代初开始，为了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商业体制给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进步形成制约的情况，主要采取了以下一些改革的手段：

1.对产品的购销体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革，其主要特点是将原来由国家计划严格控制的“统购统销”、“统购包销”的产品购销体制，逐步放开，允许生产者在肯定范围内将商品自行销售，允许商业部门在肯定范围内对产品自由采购。中央计划管理的产品由1978 年的391种，降低到1993年的9种；计划控制的生产资料由1980年的837种，降低到1994年的10种（注：《贸易参考》1999年第1期， 华熙：《二十年商业改革与进步》。）。市场对企业生产经营的调节力度大大增强。

2.改变了严格按1、2、三级批发流整体系实行产品流通的单途径流通情况，实行了多途径的流通。一方面将原属中央管理的一级采购提供站和省属的二级采购提供站下放到地方管理，降低了产品流通环节；其次积极进步城市贸易中心和农商品集贸市场，实行产品的多途径流通。至1990年商业部系统所属的贸易中心和批发市场共有1424个（注：《贸易参考》1999年第1期，华熙：《二十年商业改革与进步》。）。城乡集市贸易共有72130个。成交量达1973.6亿元（注：
1990 年《中国统计年鉴》。）。同时，工业自行销售的比重也逐步扩大。至80年末，工业自销的比重已占日用工业品销量的80％以上。

3.对商业企业的管理规范实行了全方位改革，打造和健全承包经营责任制，并对小型商业企业实行“改、转、租、卖”，强化了商业企业独立自主拓展经营的能力。至1990年商业企业的承包面达94％，“改、转、租、卖”的小型商业企业超越90％（注：《贸易参考》1999年第7期，张采庆：《中国商业企业改革与进步辉煌的20年》。）。同时，个体和私营商业企业也有了飞速的进步。至1991年，个体和私营商业的从业职员达34万，占商业从业职员总数的51％；零售总额1844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0％左右，成为商业的一支要紧力量（注：
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产品流通范围主体多样化的格局基本形成。

这一阶段，中国商业的改革是在中国经济得到飞速进步、市场供应求购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条件下进行的。因为建国30年来，中国工业化程度大大提升，社会物资提供日益丰富，短缺经济的情况已有非常大缓和。因为消费水平的提升，消费需要多样化的趋势也开始出现。长期计划经济所导致的单一封闭的生产和商业体制使产品的提供变化跟不上消费需要的变化，供应求购关系在结构上的矛盾十分突出。因计划商业体制而促成的“官商”作风也使得生产者和买家很难直接交流，不少商品因流通途径不畅而出现滞销和积压。所以，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商业体制所导致的单一封闭的流整体系，促进产品流通途径得以畅通、市场需要信息得以反馈、市场供应求购关系得以调整便成为十分必要的事情。试图通过商业的改革，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有哪些用途，引导生产结构的合理调整和社会经济的健康进步，是这一时期商业改革的主要动因。

第三阶段是从90年代初到今天，中国商业真的开始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由“分配型”的流通功能转化为“交换型”的流通功能，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品流整体制开始形成。

90年代以来，尤其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的之后，中国的商业改革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

第一，商业体制进一步向市场化的方向进步。商品从生产企业进入市场的途径进一步呈多样化的趋势，基本上可总结为四类型型：一是生产企业自行设立销售机构，形成直接控制的、遍布全国各地的销售互联网；二是生产企业通过各类型型的中间商分销其商品；三是生产企业运用各种直接销售的方法（如专卖店、邮购、电视直销与上门营销推广等）将商品直接卖给买家；四是通过各类批发买卖市场拓展产品买卖活动。其中尤其是批发买卖市场的建设对于商业市场化方向的进步具备强大的推进用途。据统计，至1997年底，全国已有各类批发市场10万多个。
1996年市场买卖额已占社会产品零售总额的32.8％，年成交额超越1 亿元的市场有近千家（注：《贸易参考》1999年第1期， 华熙：《二十年商业改革与进步》。）。国家对各类产品流通的计划控制基本上取消，市场调节供应求购关系的能力大大增强。

第二，商业经营主体进一步多样化，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一同进步的局面。至1996年，在批发、零售和餐饮企业中，除国有和集体企业外，个体企业达1638.97万户，占88％，其他经济成分的企业达27.62万户，占1.5％；1997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个体商业占34.84％，其他非国有和集体商业占23.86％（注：
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 ）。商业经营主体多样化的局面已基本形成。特别是海外商业资本也开始进入中国。到今天为止，由国务院直接批准的中外合资与合作的商业企业已有19家，由各地方政府批准的中外合作商业企业已有200多家。 国内市场国际化的局面正在逐步形成。

第三，各种新型的商业业态开始出现，连锁商业得到了迅猛的进步。在国内的一些主要城市、超级市场、便利店、货仓式超市、专卖店、邮购、自动售货机等现代化的商业业态都已开始引进，上海等大城市甚至已出现了互联网销售和网上商店。自90年代初开始进步起来的连销商业进步得也非常快。据不完全统计，至1997年底，全国已有连锁企业1000多家，拥有店铺数15000多家，连锁企业的销售额连续三年递增40 ％以上（注：《贸易参考》1999年第1期，华熙：《二十年商业改革与进步》。）。

最后，商业企业现代企业规范的建设节奏加快。全国已有1000多家股份制商业企业，其中有73家上市公司（注：《贸易参考》1999 年第1期，华熙：《二十年商业改革与进步》。）；商业政企离别的改革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各区域的商业行政管理（厅）局基本撤消，以“控股公司—集团公司—经营公司”为框架的新型管理模式开始形成；小型商业企业逐步以股份合作、个人承包或买断与出租经营等方法转变为集体或私人所有。商业企业的经营机制更为灵活。

这一阶段中国的商业改革同80年代的商业改革有非常大的不同。假如说80年代的商业改革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市场经济形势和产品供应求购关系的变化，而以疏通途径为主要目的的改革的话，那样90年代新一轮的商业改革则是以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指导思想，依据市场经济进步的客观规律而进行的，以打造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商业体制为目的的改革。前者的改革是以客观原因的推进为主；后者的改革则是以主观意志的导向为主。这一阶段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商业只是作为国家用于分配社会资源的工具这一地位，而初步形成了商业作为媒介和促进产品交换的行业，通过市场机制有哪些用途，实行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社会经济地位。

建国50年来，商业的进步与变革是由计划管理体制向市场交换体制转变的过程，商业的地位和用途也由计划分配的工具转变为市场交换的中介。其结果使得产品流通途径消除去人为的阻隔，而变得十分畅通；市场机制开始对企业产生积极的引导用途；市场开始取代计划在大部分范围承担起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功能。

然而商业改革的任务是不是已经完成，中国现在的商业体制是不是已经相当健全？应当说，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流通范围计划经济的痕迹仍未完全消除，商业企业尚未真的以市场为导向拓展经营。尽管商业体制的改革已经使以计划分配为特点的流通转化为以市场交换为特点的流通，但因为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仍未有非常大改变，所以商业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乃至政府主管部门）对于商业企业的管理仍保留着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痕迹。其主要表现为对商业企业的指标考核与行政干涉。指标考核，尤其是销售指标的考核，总是成为商业企业营运管理活动的要紧导向。缺少市场依据的逐年递增的销售指标，使不少商业企业的经营目的发生偏差。为完成销售指标而不惜微利乃至亏本经营，甚至出现相互转账等弄虚作假的现象，以此反映的市场供应求购信息当然就会出现非常大偏差，如此的市场信息不可能对市场供应求购关系发挥有效的调节用途；从主管部门乃至政府对商业企业直接的行政干涉也使企业不少经营行为事实上是逆市场规律而动的，如此就使得市场所理的交换关系很难真的确立。

第二，缺少有影响力的市场流通主体，使市场交换行为过于分散，很难准确反映市场供应求购信息。
10多年的商业体制改革，改变了国营商业高度集中的单途径流通格局，进步成为“百业经商”的多途径流通格局。而这一改革的另一个极端就是使市场商业行为走向了高度分散。过去全国性的大型综合批发企业已不复存在，而被数以万计的小批发商取代。零售商的数额更是与日俱增，最大的商业企业的市场销售份额也不足市场销售总额的3‰， 而且海量的商业企业更分属不一样的行政系统所管辖。这样分散的市场交换行为非常难准确反映确切的市场信息，从而也就很难起到调节市场供应求购关系、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有哪些用途。

第三，地域间的地方保护也使得全方位的市场交换关系很难真的形成。国内现在“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在客观上使各地的地区经济处于一种相对分割与封闭的状况，这同市场经济中产品流通打造统一市场的需要是相矛盾的。现在以地区保护为特点的贸易壁垒的存在与各地政府对于市场买卖活动的种种干涉，已经使得商业改革所期望形成的全方位的市场交换关系变得十分困难。其不只表现为产品很难以平等的价格水平和条件在地区间达成流通，还表现为在地区保护政策下所形成的很多“三角债”紧急妨碍了市场交换活动的正常进行。因此，商业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怎么样打破地区间的这种贸易壁垒，打造统一的大市场，形成能全方位准确地反映市场供应求购情况的市场交换关系。

复次，现有些商业法规及市场法规仍非常不健全，尤其是对于商业企业的营运管理行为总是缺少特有些政策法规。这使得商业企业的不少特定的营运管理行为事实上非常难找到合适的政策法规来加以规范。除此之外，执法不严的现象致使有法不依的状况常见存在。对市场的监管总是体目前突击的检查而不是平时的监管上，从而使市场不规范的行为屡禁不止。这类现象最后致使市场角逐环境的不公平。市场规范的不统一致使不同市场主体的交换条件不平等；市场监管的不严格致使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紧急损害了正常的经营企业及买家的利益；市场法规的不完善使得市场主体的利益得不到应有些保护，交换行为缺少安全感。

综上所述，大家可以看到，进步市场经济的目的是期望通过市场来达成资源的合理配置。然而市场能否真的地合理配置资源则依靠于能否打造适当的市场交换关系，即适当的商业体制。伴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的商业体制改革也将面临新的任务。

商业体制进一步改革的要紧任务之一是应当打造一批真的独立自主、具备较大经营规模和市场控制能力的、跨地区（甚至是无地区归属关系）的商业企业，使之成为对市场交换关系具备要紧影响力的市场交换主体。

把建设如此的商业企业作为商业体制改革的要紧任务是什么原因在于：

1.真的能独立自主拓展经营活动，企业才能根据自己利益目的来剖析市场形势，进行经营决策，从而使其交换行为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和影响市场供应求购关系。

2.只有一批具备相当经营规模的商业企业存在，它们的交换行为才能比较集中地代表市场的近况和发展势头，也才能对市场供应求购关系的变化产生有效的影响。

3.只有建设起跨地区（或无地区）的商业企业，才能从根本上打破因地区经济分割而形成的贸易壁垒，打造全国统一的市场环境，形成全方位平等的市场交换关系，从而才能真实地反映市场的供应求购关系，并能对其产生有效的调节用途。

以如此的商业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才能形成适当的市场交换关系，才能通过市场的交换活动（流通活动）达成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商业体制进一步改革的要紧任务之二是应当有目的地扶植和建设一批能对全社会的交换活动产生指导性影响的中心市场。

这类中心市场建设应当符合以下一些基本需要：
1.可以在商品进入市场的主要环节上集聚起足以对整个市场产生控制性影响的买卖量。
2.可以全方位准时地反映全国相同种类商品的市场价格信息，并以中心市场的价格引导各区域市场的价格。
3.可以对商品的水平等级差异提出客观的评价标准，并在中心市场严格实行如此的规范，使其对整个市场产生具备权威性的指导用途。
4.如此的中心市场不应当是主观意志的产物，而应当是在现有市场中，依据进步的成熟程度及各项条件的比较，因势利导，积极扶植，逐步形成。在相同种类商品中，中心市场不可过多，需要具备集聚性和代表性。

在现在商业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一批有集聚力和影响力的“中心市场”，使无形市场有形化，就能更好地集中反映市场的供应求购变化及其他有关信息，对市场的交换主体产生有效的影响，以形成市场调节机制，促进通过市场所理配置资源的目的也可以最后达成。

商业改革的要紧任务之三是应当改革商业管理体制，完善和健全市场法规，打造公平的市场角逐环境。

商业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应当变“主体管理”为“行为管理”，即改变现在各商业企业分属各行政管理软件管辖、商业行为没办法统一规范的现象，而形成无论哪一系统的企业的商业行为都由商业管理职能部门统一管理的方法。换言之，商业管理职能部门管理的并非商业企业本身，而只不过其所进行的商业行为。而无论哪一系统企业的商业行为都需要同意如此的统一管理。如此的改革可以较好地处置主体归属和行为管理两方面的矛盾，既保留了主体的系统属性，又达成了行为的统一规范，从而使市场统一规范成为可能。

应当依据国内市场进步的阶段和目的，进一步打造和健全各项市场法规；应针对商业企业的特定性质，拟定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法规。应当看到，要进步市场经济，商业的健康进步是最为主要的，也是最有影响的，不可以再有任何“轻商”的思想与观念。应当深入研究商业现象和商业规律，坚持以合理经商的各项原则为基础拟定出促进市场流通健康有序进步的法规与政策，并以强有力手段保证其得到贯彻和实行。

应当坚决打破地区与部门的分割与封锁，在国内打造公平的市场角逐环境，应当通过法规的形式和有效的经济调控方法促进各种保护主义和贸易壁垒最后消除。其中，加快政治体制的改革节奏，促进政企分开，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地区间不平等角逐状况的要紧方面。

1.《产品流通论》，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十月。

2.《中国社会主义商业经济》， 刘福园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9月。

3.《社会主义市场通论》，陈甬军，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

4.《由主体管理走向行为管理》，晁钢令，《财贸经济》1996年第10期。

5.《从“疏通”走向“优化”》，晁钢令，《财贸经济》1998年第3期。

6.《二十年商业改革与进步》，华熙，《贸易参考》1999年第1 期。

7.《中国商业企业改革与进步辉煌的20年》，张采庆，《贸易参考》199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