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古时候人口思想

（一）春秋战国时期商鞅和韩非子的人口思想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春秋时期大多鼓励人口增长。与之不一样的是，商鞅理性地看到了人口与土地之间存在着矛盾，强调人与地的对比关系。而且商鞅重视人口调查，是历史上组织全国范围人口调查的第一人。韩非子则在商鞅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把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视为“民争”的根源，他指出“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倡导通过法制来制止“民争”。

（二）东汉末年徐干的人口思想

作为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徐干著有《中论》一书，其中《民数》是中国历史上初次出现的关于人口问题的专论。他说：“故民数者，庶事之所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罢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审民数乎！”。意即，国家的所有政治经济手段皆要以人口数目为依据，将学会人口数目的重要程度提升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

（三）唐代韩愈的人口思想

唐宋八大伙之首的韩愈，人口思想与其相生相养论有密切联系。韩愈觉得，大家的物质生活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要依赖彼此之间相生相养，假如有人不可以用我们的劳动，为别人提供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则他对社会就是无益的。韩愈进一步地将人口按其职业分为“六民”，觉得农、工、商三民是彼此相生相养的，为社会所需要。士是治人者，由其他人供养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对社会有益的人。而僧、道二民，则不从事农工商等经济活动，却需要农工商供养，实质上是一种过剩的人口理论。

（四）元代马端临的人口思想

儒学教授马端临是中国历史上初次明确提出人口水平问题，并论述了其要紧经济意义的人。他指出，考察人口与国家富强的关系，不可以只看数目，还要看水平怎么样。他说：“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钧是人也，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万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国而扞城其民，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盖当时国之与立者，民也。”马端临对人口水平的看重，是中国人口思想的一个要紧进步。

（五）清朝洪亮吉的人口思想

乾嘉时期中国人口迅速膨胀，60年间从1.2亿增长到3亿，引起了大家对人口问题的特别关注。洪亮吉在其《治平篇》《生计篇》中，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最为典型的绝对人口过剩理论。他觉得在长久的和平条件下，人口会出现过快增长的现象，其缘由既有人口本身的自然繁殖，也有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等社会缘由的催化。他比较全方位地论述了人口过剩带来的不利后果，并进一步提出了抑制人口过快增长的两大对策：“天地调剂之法”和“君相调剂之法”。前者指通过自然灾害和存活角逐降低过剩人口，后者指统治者通过人为的政策干涉去缓和人口与生活资料的矛盾，包含进步生产、调剂人口地区分布、减轻税负、抑制土地兼并、赈济灾民等。总体而言，洪亮吉对人口问题的怎么看比较悲观，对于抑制人口过剩没足够的信心。

2、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人口理论

（一）重商主义的人口思想

重商主义兴起于15世纪西欧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市场形成之时，其主要信条是推崇通过政府干涉方法，维持对外贸易顺差来达成财富积累。在人口问题上，重商主义觉得，大规模勤奋工作的人口，不只可以为国家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进行殖民扩张和国外贸易，而且有益于维持低薪资从而减少出口产品的价格，提升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因此，重商主义鼓励增加好友口，并通过各种法令严厉惩罚游手好闲者和不务正业者，促进人口向现实劳动力资源转化。

（二）古典经济学的人口思想

古典经济学形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创立的初期，因为社会生产力的飞速进步，需要很多劳动力资源来支撑工业的扩张。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对人口增长均持有积极态度。威廉﹒配第觉得人口海量可以增加政府收入，降低政府统治更多人口的单位本钱。存在失业时，政府应该雇佣失业者来进行各项公共工程建设，而筹集公共工程的资金则源自比率税和人头税。可以说，威廉﹒配第是倡导使用公共服务创造职位来降低失业的凯恩斯理论的先驱。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在其传世之作《国富论》中，专门设立了一章来探讨劳动薪资问题。斯密写道：对劳动力需要的增长，与薪资基金成比率，而薪资基金源于雇主们的剩余收入和剩余资本，即源于国民财富的增长。斯密觉得，对大家导致是不是生育的勉励，从而决定了国家人口数目。因此，高薪资既是财富增长的结果，又是人口增加是什么原因。斯密倡导高薪资，觉得高薪资会鼓励劳动者勤勉，这与重商主义的看法不同。

古典经济学的英国代表大卫·李嘉图，则以地租为核心展开了他的经济理论。他觉得，人口增长与固定的土地数目与农业中的收益递减规律相互用途，致使一方面粮价提升，地租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增加，其次收益降低，资本积累遭到限制，从而对劳动力的需要将达到极限。

（三）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家们，对于马尔萨斯应归是古典经济学还是庸俗经济学存存在争议，但不能否认的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扭转了西方历史上长期以来对于人口增长的乐观态度，敲响了全世界对人口过度膨胀负面影响的警钟。马尔萨斯觉得，社会上的罪恶和贫穷现象，不应归咎于社会规范的不合理，而应归咎于人类的生育能力。他觉得，假如不受控制，人口将以几何级数增长，每过25年翻一番；而以粮食为代表的生活资料最多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无论怎么样，生活资料的增长势必远远难以满足人口自然增长的需要。因此，应付人口增长进行两种控制：“预防性控制”和“积极控制”，前者是指通过道德约束控制人口出生率，后者是指运用自然法则如饥荒、瘟疫、战争等来提升人口死亡率。马尔萨斯说：“大家应该促进大自然在制造死亡率方面有哪些用途，而不应该愚蠢徒劳地致力于妨碍其用途。”

（四）坎南和维克塞尔的适度人口理论

19世纪后期，第三次科技革命中有动了钢铁、石油、汽车等产业的进步，也带动了农业生产力的提升，社会供养能力得到改变，而西方的人口增长却放缓了。马尔萨斯理论破产后，英法国家开始担心人口不足的问题。伦敦学派的奠基者埃德温·坎南在其著作《初等政治经济学》和《财富论》中，提出了适度人口理论。他从人口与土地、人口与生产率、人口与收益等方面探讨人口的适度规模。所谓适度人口，是指在肯定的时期内在肯定的土地上存活的、达到产业最大生产率的人口数目。这里的产业不只指农业，而是全部产业。坎南特别强调，适度人口不是一个静态数字，而是动态变化的，常识革新和技术进步在推进着产业的最大回报点发生变化，推进着最大回报点向有益于人口增加的方向变动。“这一代人口是上一代人口存在的结果，又是下一代人口出现是什么原因，因此适度人口是从长远来看的最适度人口。”坎南认识到，调节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使人口达到适度规模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的人口政策应有所不同。

与坎南同时期的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1910年在日内瓦国际马尔萨斯者网盟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论适度人口》的演讲，首次提出了“适度人口”的定义。维克塞尔觉得，人口增长对经济进步有哪些用途有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是因为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人口增加到一定量会致使劳动生产率降低；二是人口增加有益于分工和协作的深化，新的产业组织可以促进生产率的提升。对于达到适度人口规模的渠道，维克塞尔觉得提升死亡率不可取，减少出生率则是可以使用的。

（五）卡尔·桑德斯的适度人口密度理论

卡尔·桑德斯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研究人口水平问题的学者，他于1922年出版了《人口》一书。作为一个社会学教授，他觉得经济标准是判断人口适度数目的唯一准则。桑德斯进一步提出了人口适度密度的范畴，并把获得人口平均最好的生活质量作为适度人口密度的评判标准。适度人口密度更不是千篇一律的，理想的人口密度取决于技术和常识的应用程度、环境的性质、民族的风俗习惯等。他指出，适度人口数目和适度人口密度是一个大概数，要准确计算它们是很不简单的，但提出这个定义能够帮助判断人口数目是过多还是过少。桑德斯的适度人口密度理论，是对坎南和维克塞尔适度人口理论的重大进步。

3、中西方人口思想的比较

（一）相同点

纵览以上中西方历史上主要的具备代表性的人口思想，可以发现不论是中国古时候，还是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西方历史，都存在着对人口问题大致相同的一些思想进步脉络：

第一，都是从早期积极鼓励人口增长渐渐转变为深思人口增长过快，出现过剩人口的害处，再转变为倡导人口数目应与经济进步相协调。

第二，对于人口问题，都是先关注人口数目到后关注人口水平，总的来讲，经济学家们对于人口数目的探讨更多，这也是人口政策控制的重点。

第三，对于过剩人口，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过剩人口的总量，对过剩人口的结构和区域行业差异剖析得少。

第四，对于过剩人口引起的社会矛盾，大多数学者都倡导应由政府去进行主动干涉。

第五，都指出了人口增长速度快于生活资料增长速度的紧急后果，治理手段也大同小异。

（二）不同的地方

第一，在研究对象上，历史阶段的不同决定了中外人口问题的研究对象关注点不同。中国古时候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中，人口问题更多地体现为人的矛盾，关注点在于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粮食等生活资料与人口数目的不协调。而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人口问题更多地是在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进步过程中凸显出来的，关注点在于资本要点和劳动力数目的不协调，强调的是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过剩与否。

第二，在研究办法上，中国更早重视全国性人口调查，打造人口调查登记规范。中国古时候学者的研究更多地将人口问题与社会规范相联系，探讨了生产关系层面，剖析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收入分配与人口问题的相互影响。西方学者的研究更多地将人口问题与市场经济相联系，探讨了生产力层面，剖析经济增长、产出效率与人口问题的相互影响。

第三，在文化背景上，中国古时候学者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对人口问题的看法一直摆脱不了儒家文化的烙印。比如儒家文化以“仁、礼”为精髓，在中国政府救济贫民是理所当然的职责。西方经济思想早期受基督教影响紧急，到古典经济学则是在资本主义文静复兴背景下产生和进步起来的，强调维护人权，而他们所要维护的人权是上层社会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的人权，因此李嘉图和马尔萨斯都反对劫富济贫。

第四，对人口问题的看重程度有差异，中国古时候的看重程度更甚于西方。中国历史上初次出现论述人口问题的专篇，是公元200年左右徐干的著作。徐干将学会人口数目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要务，将人口问题的重要程度上升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马端临则在公元1300年左右，就将人口水平问题明确提出来并论述了其政治经济意义，这要早于西方人口水平研究第一人卡尔·桑德斯六百年左右。

第五，对过剩人口的治理方法方面，中国古时候更倾向于发挥政府人为有哪些用途，运用政府的行政方法，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利。比如韩非子的法制，马端临的“君相调剂之法”。西方经济学习历史上自由放纵和政府干涉两种倡导交替占上风，作为古典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就不倡导对薪资进行管制，倾向于由市场机制自发决定薪资水平。

4、对国内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人口不足或人口过剩，都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一个国家应该有理想的人口密度和适度的人口规模，这种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是与本国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禀赋、本国的常识技术应用水平、本国工农业的生产能力、本国的抚养能力相适应的，是动态变化的，也是需要政府去主动运用人口政策和产业进步政策，进行调节和干涉的。不论是人口数目的调节，还是人口水平的提高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拟定人口政策应当着眼于国情，着眼于长期，一国之内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的人口政策应允许存在差别。

对于过剩人口，假如可以有效吸收和借助，使之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资源，则可以为经济进步提供帮助。政府要在过剩人口的就业问题上发挥要紧用途，以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的方法来创造就业职位，配套以适合的税收政策，以免导致政府财政负担。降低非生产性劳动者所占的比重。通过进步经济、扩大资本积累规模来刺激劳动力需要，是解决过剩人口的根本手段。

过去，国内享受了人口迅速增长、年龄结构合理带来的人口红利。目前，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劳动力资源的相对短缺和结构性过剩可能同时并存，人口红利窗口发生变化。一方面大家要着眼于提升人口出生率，鼓励生育，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其次要对结构性过剩人口进行常识技能培训，提升人口水平，增强劳动力流动，健全社会保障。

人口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社会问题，而是与资源、环境、经济进步、文化传统等相融合的复杂问题。国内在政府的有效治理下，在科技和人类理性日益未来发展趋势，必然会有能力达成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