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节从来没象今天如此浓重。有人统计，一个国家平均在建国后30年之内获得首枚诺贝尔奖牌，而大家的共和国50华诞，却到今天与此项学术界的最高荣誉无缘。大家不禁要问：什么时间中国能达成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笔者不是“诺奖”的专家，无意于对此进行深入严谨的学术研究，只不过在这项“盛事”年复一年的冲击下，有了一些完全是个人的想法，写在这里与感兴趣的读者进行交流，故称“断想”。

1、什么人能得诺贝尔奖？

任何一个学科，包含经济学在内，本质上都是一个以现实为蓝图，以其创立者所赋予的方法而存在的符号体系，它构成一个打造于理念世界的王国。这个理念王朝的产生与进步与世俗世界的进步几乎完全相似，“混沌”初开——形成社会——诸侯林立——三足鼎立——达成一统。在这个王朝中，以其理论核心为主体，进步出不一样的学科门类，它们都构成这个王朝的某个特殊范围，这类范围则被一个或一群在世或已经过世的权威所占据。一个学者要想在这个王朝中拥有一席之地，无非有两个渠道，一是通过对前人的学习而精通大多数甚至全部学说，使我们的“功夫”出类拔萃，使原有理论具备愈加成熟的形式，从而超越所有现代人，使自己成为学术权威，代表一方神圣。另一个渠道则是独辟溪径，超越前人，或者发展新的地盘，或者使自己所在的范围攀上新的高度，这也正是一般所谓“革新”的内涵。前一种人非常可能成为世俗经济学届的领袖人物，引导甚至左右着经济学的现实活动。然而经济学的历史却一直由后一种人写成的，两者的本质不同是：前者仅仅超越现代人，而后者则超越前人；前者修饰“家园”，而后者则开辟“新地”。诺贝尔奖是后者——那些书写历史的人。

所以，非常可能某个经济学家，在学术范围拥有极高的声望和各类头衔并代表着当代国际某一范围最高水平却与诺奖无缘；而一个看起来好像理论功夫并不是无可挑剔的人，只因一篇小文，一个方程却得了奖，对此大家不必感到惊讶。

诺奖喜爱那些发展“疆土”的勇士，而不是学富五车的智者或执掌朝政的“国王”。

2、哪种成就能得诺贝尔奖？

其实，诺奖颁给革新者，这是一个知识。但哪种革新容易获得喜爱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思想的国度里没有时空界限，每个人都拥有上帝普通的能力，纵横万里随性。但要使我们的造物成为学科主流的一部分则需要使之找到一个与其母体相连接的部分，使自己成为母体的一个逻辑势必。譬如，微观经济理论历经1、二百年的变迁，形成现有些以新古典理论为核心的看起来十分复杂的体系，然而其理论内核却是十分简单的，那就是：以个体为出发点，打造在功用很大化首要条件上的一个市场均衡体系，最后不过是为来自于亚当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提供理论说明。然而因为这个体系是以高深的数学为其语言的，大家要想进入已属不容易，而一旦进来又常常如入五里雾中，再也出不来了。因该说，西方经济学的成功之处正是它有效的用法了数学语言并构建了如此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相当成熟的体系，所以它成为主流是历史的势必，它的存在规定了经济理论的走向甚至理论研究的方向和表现的形式，任何一个模型或理论体系只有当使其自己直接或间接与此相一致时，才大概成为一个“收获”，成为这个理论核心的自然延续。不然，即便是一个明显没错误的“理论”也不会被承认。所以，最易得到诺贝尔奖的成就，应当是现有成熟理论的一个逻辑势必。

无论那一种学科，历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形成目前的模样都有其势必的一面，同时也是历史一个偶然的产物，近期笔者看到一则报导：有人用了半生的时间创造出一套与牛顿力学相反的物理学体系——“万有斥力论”。大家假定它在逻辑上完全没错误，并且可以讲解所有牛顿力学可以讲解的现象，那样假如他诞生于牛顿之前，非常可能将牛顿取而代之，只可惜生不逢时。除去其精神尚有可嘉之处外，他的这个结果最后不会成为一项“成就”，他的这项努力刚开始就注定了他在日常失败的结局。要改变牛顿在物理学体系中的地方，与企图改变二次大战加诸于世界的灾难一样是不可能的。据了解：一位企图否定爱因斯坦的学者将我们的论文交给华裔诺奖得主杨振宁（可能不准确）教授请教，杨振宁只说了一句话：任何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相悖的理论都不必提。发展革新固然要紧，但第一要尊重历史和现实。大家看到中国有不少人在搞我们的体系，但除非作者可以找到其理论与现代经济学主流的结合部，使这一理论成为主流学说逻辑进步的势必，并以量化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不然就不会有任何结果，自然与诺奖无缘。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收获，是那些以现代经济学核心理论为当地而新得的“实地”，不是旧貌新颜的“故居”，更不可能是游离其外的“孤岛”。

3、中国人有没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关于这个问题早已有人提出过，也有不少人预测说某某范围是中国人大概问鼎诺奖的范围，对此我不想太多评论，由于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

就现在中国经济学术水平而言，其落后于国际的程度不是几年的问题。看一看大家主流经济学杂志的内容和形式，看一看大家研究生用的教科书，大家不难发现这种差距。大家没必要刻意于长人家志气，灭自己家里威风，但大家需要有勇气面对现实，承认我们的不足，唯这样才可能改变这种近况。

有人说走我们的路，搞中国的经济学，本来这没什么不可，但建一个学科与打嘴仗出口气完全是两回事，大家需要承认，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走的道路，代表着人文科学走科学化道路的走向，这是一个历史的势必，大家甚至可以预言，在将来某个年代，任何一门以“科学”二字作为其后辍的门类都将以定量的形式出现。现代经济理论产生于西方，是以西方特有些思维模式为其背景的，其本质与现代科学精神是完全相吻合的。这种科学精神就是从事物最基本的存在出发，渐渐演绎出其整体的形态。就象固体物理需要打造在分子物理学的基础上一样，对社会总体的讲解需要打造在个体人的基础之上。因此，原本存在于市场中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却必须要从个体的偏好中寻求答案，这绝不是某一个西方的先哲拍脑门子的产物，而是一种势必，由于这是科学精神所需要的。然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其方向与此恰恰相反，其出发点一直从大到小，从总体再到个体。所以作为中国国粹的中医理论中充满了气血、阴阳这类没办法量化的定义，非常难找到它的微观基础；无人能否定中医学的有效性，但它在西方人眼里却是不符合科学的精神的，大家可以断言，假如有朝1日，某个伟大的中医终于获得了根治所有癌症的办法，在他说明这种办法的科学机理之前是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然而让人尴尬的是，一旦其办法的科学机理得到说明，这种办法也将不再是是中医学理论的了。这是一个让人很难同意却又不能不同意的现实。所以，要打造一个以中国的思维模式为背景的理论体系非常难有出路。而经济学通往科学的道路已经被西方人所占据。大家除去迎头赶上，没第二条路好走。面对中国经济学教学的现实，大家没理由不感到悲观。君不见，数目经济学是不是可以作为主科而列入经济学系课程还是一个尚在争论中的问题，在如此一个数学还是可有可无的教学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科班”经济学家，即便门门5分，也注定与诺奖无缘。所以说，就中国经济学教育总体水平的落后状况而言，是不拥有产生足以获得诺奖收获的土壤的，这是一个总体状况，大家不了解还需要几代人才能使之产生根本的改变，但最近内恐怕期望不大。

说期望不大只不过指“总体”，而并非说中国这块土地上就肯定不会产生获得诺奖的成就。我觉得如此的人可能存在，只不过条件很苛刻。

第一，此人熟谙现代科学的哲学背景和思维办法，可以深刻理解并学会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及办法论背景；

第二，此人具备相当的数学能力，可以以西方时尚的数学语言写作论文；

第三，此人对现代经济理论具备总体把握的能力，可以洞悉其将来十年到二十年的走向和时尚；

第四，此人对现代经济理论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有超越西方学者的见地，从而为自己找到一个理想的切入点；

第五，此人具备为经济理论献出一生的气魄和胆略。

第六，……

笔者无意说明上述几条是获得诺奖的充分条件，甚至连必要也谈不上，但拥有这几项素质的中国人无疑是最可能的将来经济学诺奖得主。

综上所述，假如必须要对“中国人能否获得诺奖”这一问题作出回答，那就是：有，但极少；非常可能出现于中国的“主流”以外，或者是那些过去在海外同意过严格练习并具备数学能力及西方哲学背景的少数精英之中。

4、中国经济学家怎么样面对西方经济学主流？

面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无异于面对一个数学的海洋，在那些被精美的数学模型包装起来的理论大厦面前，大家非常可能感到茫然，惊惶失措。于是产生了两种极端情绪，俯首称臣自叹不如或一概否定我行我素。自然这两种态度都不可取，由于大家有更好的选择。事实上，在西方经济学理论面前，大家大可不必感到自卑，富丽堂皇的数学表象掩盖了其哲学底蕴的贫乏。大家完全有理由说，西方经济学是一个数学巨人和哲学侏儒的结合。当这个数学大厦的打造者为其精美的作品所陶醉时，他们也无声无息中在其中迷失方向。不可以说从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哲学没任何进步，但这种进步却都不足以将西方经济学带向一个新的高度，换句话说，西方经济学近百年来除数学以外的收获，都没发生于其哲学基础的至高点上。这是现代经济学面临危机的本质所在。同时也是上帝赐予大家这类“局外人”的良机。俗话说：当事者迷。在肯定意义上，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容易看到西方经济学的这一致命弱点，因而也更具备一种把握全局与方向的可能性。果能这样，大家就等于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之上，人间秋色一览无遗，世间万象尽收眼底。你会发现西方经济学不过这样，实在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大家有哪些理由对它俯首称臣！

因为西方经济学的大腕们正在忙于玩弄数学方法，却忽视了对经济学理论的主要对象——人的研究。现代经济学的微观理论作为所有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其内容和形式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中都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唯一不变的是个体经济人追求功用很大化这一基本假定。然而，功用这一定义仅仅适用于描述一个孤立个人以其自己偏好为首要条件而规定了的一种单纯的个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他只代表着打造于人与物之间的价值关系，本质上仅仅反映了人的一种自然属性，却完全不可以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加尔布雷斯有一部著作《权力的剖析》，他明确表示，经济学需要关心权力问题，他将我们的这部著作看得非常重，觉得是他集一生功力而写成的精品。然而，经济学主流中，没“权力”这个定义，由于加尔布雷斯与所有意识到“权力”重要程度的西方经济理论的大伙，都没可以将他表现为数学模型。事实上，与“功用”相比，“权力”好像更能反映人的本质。后者反映着人的另一面，即其社会性，他代表着人面对其他主体人时所打造起来的价值关系，是人的社会属性的反映。所以我觉得，权力问题势必成为将来经济理论的一个增高点，哪个第一将这一问题量化为数学语言，哪个就等于占据了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半壁江山。

现代经济理论中没权力这一定义，并不意味着没反映这一现象，只是以另一种方法而已。譬如，在厂家理论中他反映为“收益”很大化，在福利经济学中他反映为“独裁性”，还有寻租理论中所谓的“租”的本质也无非“权力”二字。收益很大化和功用很大化是有本质不同的，孤岛上的鲁滨逊完全可以追求功用很大化，“收益”很大化对他却没任何意义，当然他也是无“租”可寻的。他是一个自然人，只有当他面对其他主体人时，他才是一个社会人，“收益”、“租”这类是社会人的定义才会对他适用。所以说，收益很大化与寻租行为正是权力很大化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反映，然而，“收益”和“租”都不是能与功用相提并论的定义，他们不是同一个哲学层次，只有当“权力很大化”作为微观经济理论的另一个基本假定而与“功用很大化”平分秋色之时，经济理论的基础才谈得上真的的完备，那时，也将意味着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自然，以上属一家之言，可能大家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找到某个更好的切入点。但无论怎么样，看到的并未必就能得到，尽管孙行者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想取到真经却还是要一步一步地走到西天，你要想超越巨人，就必须要第一成为其中的一员，至少你要拥有与巨人叫板的实力。所以大家需要踏踏实实，向西方学习，当然，要学习他的最精华，最成熟的部分，还要进得去，出得来，进而立足其间，超乎其上，作出令其信服的成就，然后才可能言及达成我们的宏图。

客观的说，现代经济学理论尚在其形成时期，经济学的“牛顿”什么时间出现，还是一个尚须等待的悬案。所以，大家面临空前的成为经济学巨人的机会，重点是看大家是不是能维持清醒的头脑，奋起赶上其节奏。我觉得，这里有一个特别应该注意问题，就是要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办法论背景有比较清醒的理解：为何有了功用理论，还要搞出一个偏好的定义？为何看起来很直观有效的基数功用论被序数论所取代？为何在日常毫无作用与功效的“显示偏好”理论在经济学理论中能有一席之地？答案实质只有一个，由于西方经济理论的办法论背景是行为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结合体，它们需要所有可以作为科学事实的东西都要打造在可实质观测的首要条件下，所有定义都要具备可操作性，这也是科学精神的办法论背景。只有深刻理解了这类背景，才大概摸清现代经济学的脉络，学会其精神实质。如此我们的作品才可能被同意，才具备了一分获得诺奖的可能性。

总之，面对西方经济学大家的态度应当是：

不排斥，不盲从，不迷信；

掌握居高临下，不要高山仰止；

在深刻理解其核心思想的首要条件下学会数学语言，然后在挨近其内核的周围探寻突破点；

要迎头赶上，不要亦步亦趋；

……

笔者作为一个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者，对微观经济理论有过长期的学习过程，上面一些想法称之为“断想”事实上也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本人对现代经济理论由浅入深的考虑过程。笔者对诺奖的公正性没任何怀疑，也无意于比较中西方文化的优劣。然而大家不能不承认，作为主流的现代科学精神其核心思想是来自于西方哲学的。即便每个诺奖评委都怀有一颗真诚和公正之心，也免不了偏见的结果。由于他们（也包含大家）本来就生在“偏见”之中。假如今天的话题不是诺贝尔奖，大家大可变得轻松起来，搞一些适用于中国但西方人未必能赏析的东西。日月轮回，可能将来某个年代，当西方理论式微之时，未尝不可以变成主流，但那想来只能是下下个世纪的事情了。